鉴于国际社会在该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和该问题的重要性，笔者首先对气候变化与人权的辩证关系作一个系统梳理。

[2]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13页。正是因为如此，在欺诈或胁迫的情形，不要求表意人受有损害作为结果要件。

在具体的适用过程中，虽经司法解释与判例的发展，但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各自的适用范围不仅未臻明确，反而相互之间发生重叠的现象。此时，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状态应当以客观价值即给付的交易价值为标准判断。法律评价显失公平行为的基础是该种行为的内容不适当，而评价乘人之危行为的基础是相对人采取违法手段而造成表意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乘人之危是表意人因对方乘己危难，陷于违背真实意思而为民事法律行为。[29][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7页。

如依此种证明方法，在合同损害得到证明的同时，一方当事人的误解、欺诈或者胁迫往往也已得到确认。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乘人之危的适用范围可以被胁迫所取代。[12]参见杨立新:《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第36页。

第26条第2款规定的是老年指定监护。第26条第2款对老年指定监护没有规定监护顺序，仅规定照有关法律的规定确定监护人民法通则依。[20]意定监护监督人监督监护人的监护行为，对于违反监护协议、侵害被监护人权益的，有权提起解除监护协议之诉。平常化是丧失必要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的正当诉求。

如果按照这种意见立法，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老年监护制度。（4）鉴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特殊性和成年监护制度的复杂性，只规定最为特殊的老年监护制度即意定监护和指定监护，其他内容都不规定，使立法更为简洁。

这种决定权的效力还应及于本人对其将来在丧失判断能力之后（患老年痴呆症）的事务的决定权[15]使其在具备完全的判如，断能力时对自己将来丧失判断能力之后的事情事先作出决定。[24]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为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识其意思表示的效果的能力显有不足。参酌我国台湾的经验，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为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识其意思表示的效果。任意监护限的目的在于保护高龄者，本人在有判断能力时，可以预先委任监护人，作为自己判断能力丧失后的监护人，双方订立委托监护契约，本人将自己监护事务的全部或部分权限授与委托监护人。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适当时候作出司法解释，规定监护监督制度，将来在民法总则中作出全面规定。对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进行指定监护，应当照有关法律的规定确定监护人依。成年监护制度由任意监护和法定监护组成。（三）第26条规定的老年监护制度存在的问题 尽管第26条规定了老年意定监护和老年指定监护，但距离老年社会对老年人以及成年人监护制度的需要，还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第26条只规定了老年人的意定监护和指定监护，没有规定精神病人以外的其他成年人的监护制度。

对于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识其意思表示效果的，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亲等内的亲属、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的其他亲属、检察官、主管机关或社会福利机构的声请，为监护宣告。[21]学者认为，利害关系人是指与被申请宣告人具有直接的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的人，范围限于自然人的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等近亲属，以及其他有利害关系的人。

进入 杨立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老年监护制度 。第26条规定的意定监护具有普遍保护老年人的重大意义，体现了对老年人自我决定权的尊重，可以使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融人正常社会，参与普通生活，使之常人化、平常化。

护监督体系更加严密，除有司法权的法院通过选任监护人进行直接监督外，对监护人皆设监督人，以更加细密地保护被监护人。从联合国的这些会议和决议可以发现，近年来国际社会在制定老龄政策的基本理念上，出现了两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个是需要到权利，另一个是从保障到福利，[11]即从关注老年人的本需要向注重老年人所享有的利权从基福利转变。3第26条规定的老年监护制度的主要内容 与修正草案规定的老年监护制度的条文相比较，第26条的内容比较简单，与完善的成年监护制度的差距较大。这个权利是自然人享有的以发展人格为目的，对于生命、身体、健康、姓名等具体外在人格要素的控制与塑造有权自行决定的抽象人格权，以保护权利人的意志人格为目的。因此，在国家老龄委讨论修法建议时，我们建议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规定老年人监护制度，并且写进了建议稿中。[20]参见前引[18]，山本敬三书，第61页。

[3]法定监护[4]扩大保护对象，包括精神障碍者、高龄者和智力障碍者（不包括身体障碍者）新的监但。当本人判断能力衰退的事实发生，监护监督人被选任时，该委托监护契约生效，约定的监护监督人开始监督，或者经过申请法院选定监护监督人之后，任意监护开始，委托监护人成为任意监护人。

无论是法国的司法保护制度、德国的照管制度，还是日本的任意监护制度、我国台湾的监护、辅助制度，都体现了同样的主题。（2）监护人的监护顺序 在指定监护中须有监护顺序，以确定顺序在先的监护人为监护人。

1.老年社会迅速扩大是成年监护制度改革的现实需求。[7]参见白绿铉:《日本修改成年人监护法律制度动态》，《法学杂志》1999年第3期。

作为一种智力上的障碍，它直接影响人的判断能力，致使人的意思能力完全丧失，必须设置监护对患者予以保护。确定监护监督人的法律依据，可以解释民法通则第18条第2款关于关人员的规定，将监护监督人概括在有关人员有的概念之中。在近代民法典制定时，起草者不可能预测到这种高龄化社会的发生，因此近代成年监护制度不可能包括对因年龄增大而判断能力衰退的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的保护问题。第二，第26条规定过协商确定意定监护人，但如何协商并不明确。

然而，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给成年监护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个良机，可以借助该法的修订，率先制定老年监护制度，进行先导性突破，成功的机会较大。[5] 我国台湾于2008年5月2日修订民法总则编和亲属编的部分条文，废止禁治产制3度，创设成年监护和辅助制度，建立了完全的成年监护制度:（1）监护宣告。

[22]也包括其债权人、债务人等。本文对第26条进行释评，并对引发的相关民法问题进行探讨。

[16]这正是成年监护制度改革为什么要以意定监护为核心的根本所在。2.修法中的不同意见 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修订过程中，规定老年监护制度是共识。

由于意定监护的特殊性，在规定意定监护实体制度的同时，必须规定配套的监护监督程序。近代成年监护制度的侧重点是维护交易安全，忽视社会对残障者利益的保护，不利于成年特别是老年身心障碍者融人社会，偏离国际人权保障的发展要求。这种成年监护制度的目的，更侧重于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对于行为能力欠缺者以人化常的状态自主参与民事活动的条件创造、使其参与正常人的民事生活明显不足，不能尊重老年人在需要监护时依照自己意愿设置监护人的自我决定。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无没有监护人的，参照有关法律的规定为其确定监护人。

他们作为当事人参加民事诉讼，他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由代为诉讼（民事诉讼法第57条）。[17]2012年3月2日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举行专家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关民法、行政法以及老年法等专家一致认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提出的老年监护制度设计，切实可行，是本次修法的一个亮点。

在第26条实施之前，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没有诉讼行为能力。第26条除了对指定监护作出了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确定监护人的规定之外，其他程序问题概无规定。

基于此，世界各国纷纷对成年监护制度进行改革，创设出各具特色的新制度，出现了改革成年监护制度的高潮。参考文献 [1]参见李霞:《民法典成年保护制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